文／莫德琳
邀約大江健三郎先生訪台是學界與出版文化圈一直的期待，但是過去十多年一直未能成功，原因眾說紛云，其中一種居然是大江先生不喜歡台灣。不管事實為何，這次終於得見大江先生訪台，主辦單位中研院文哲所的努力讓人敬佩（過去失敗過很多次呢）。而作為讀者也是他的六部重要作品的編輯，我覺得大江先生選擇在2009年終戰60年後的現今到台灣來，一定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而決定來的，我很想知道。
由台灣中研院文哲所與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共同舉辦，大江健三郎學術研討會，第一天就是以大江先生本人演講開場，講題是：來自「晚期工作」的現場，與會的每個人手上都有中譯講稿的列印，我在爆滿的研討會現場站在場邊，與大江先生相距不到十公尺，低頭邊聽大江沉穩的日語唸著稿子、邊讀著中譯文字稿，才看前兩段我就感受到了這位諾貝爾大師對中日台歷史的敏銳：
被選為這個研討會主題的，是一個日本作家。以「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這個主題，讓我再重述一次，由中國與台灣、海峽兩岸的專家們來討論一個日本人的文學。我已經七十四歲，走過了五十年的文學生涯。我認為這是我漫長的作家生涯中，最光輝榮耀的經驗，心中充滿了驚喜。
我們怎麼思考自己的身份角色，與來自日本、代表著現代作家良心的大江先生也許全然不同，但是我能感受到大江從自身經驗與超越一時一地情感的寫作內在驅力，我對他所代表的另一種日本戰後思考感到敬意，對他所展現的寫作精神感到撼動。作為曾經參與重大歷史現場的小說家，大江一直抱著「唯一的報信者」的信念，持續寫作近五十年，這正是我們在閱讀他作品時每每覺得沉重，卻又感覺意義非凡的原因。無論是《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到《再見，我的書！》裡以長江古義人為第一人稱，以三部曲來完整反省作家所身處過的歷史現場，或者是《孩子為什麼要上學》、《給新新人類》到《兩百年的孩子》裡大江以學童為對象，就像給純真時代的自己及同輩孩童們寫信般，傳達孩子也能懂的信息；這樣的作家把寫作當作命運當作責任，他不只是個孤獨的寫者，他更是個忍受孤獨也要傳信的時代寫者。
此次時報出版《兩百年的孩子》做為大江來台獻給讀者的書單，書裡面有著七十四歲的大江爺爺在歷經了日本明治、昭和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經歷過種種後的體會，書裡傳達著勇氣與幽默以及超越時空的友情，充分體現大江對新世代讀者滿滿的寄望。
作家所想傳達的訊息一定要從作品讀起，讓我們一起聽大江動人的心意！
（※註：大江先生特別在簽名時感謝時報出版莫昭平總經理以大江夫人的畫作為封面。）
留言列表
